作为上海四重奏的一员，二十年来，美国大提琴家尼古拉斯·萨瓦拉斯来过中国不下百次，而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从未踏足这片陌生之地。因为萨瓦拉斯决定迁居天津，妻儿们毅然随行，来到中国。
“这是一趟冒险之旅，但我们有足够的信心，愿意来冒险。”萨瓦拉斯说。
12月8日，在天津茱莉亚学院，上海四重奏用一场音乐会一展弦乐四重奏的魅力，也用它宣告了归国之旅——久居美国的他们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，以天津茱莉亚常驻教师四重奏的身份，定居天津，回国发展。
上海四重奏刚出场，现场就发出了爆裂的喝彩，四人旺盛的人气也体现在直播上——63万人次观众通过澎湃新闻等平台收看了音乐会，这也是天津茱莉亚首次通过直播，与天南海北的观众分享音乐盛宴。
12月22日，上海四重奏还将带着同一套曲目——斯美塔那《第一号弦乐四重奏“我的一生”》、周龙《琴曲——为弦乐四重奏而作》、舒伯特《第十四号弦乐四重奏“死神与少女”》，移师上海交响音乐厅。这也是小提琴家于翔新晋加盟后，上海四重奏在天津以外地区的首秀。

12月8日，上海四重奏音乐会现场

冒险之旅
“我们来源于中国，一直想在中国找一个平台，将三十多年来积累的室内乐经验，传给下一代。”小提琴家李伟纲坦承，很多中国院校向他们抛出过绣球，他们都婉拒了，最后选择落脚天津茱莉亚开疆拓土，坚信这里是实现愿望的最佳平台。
李伟纲至今还记得，四年前在纽约的办公室，时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约瑟夫·W·波利希铺开天津茱莉亚的建筑设计图，向他展望这所中国分校的未来，邀请他们常驻教学的情景。
“那时候，我们的设想是美国和中国两头跑，一年来六七次天津，每次呆两个星期。”当时，李伟纲、李宏刚、萨瓦拉斯还在美国新泽西蒙特莱尔克州立大学拥有全职的教职，这份稳定的教学工作已经持续近20年。
2020年9月，上海四重奏如约来到天津茱莉亚驻教，然而，疫情的到来，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节奏——他们的国际巡演和美国的教学工作，均陷入停滞，隔离的苦恼、国际航班的不稳定，也让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往返变得困难重重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，中国的剧院在紧闭大门数月后，纷纷重启，音乐会遍地开花。安全感爆棚的同时，萨瓦拉斯又惊讶，又羡慕，“我们是艺术家，我们需要表演的舞台。”
“疫情逼得大家不能‘脚踏两只船’了。”中提琴家李宏刚笑说。
“如果不是天津茱莉亚，我们回国教学的计划可能还要往后推10年。”李伟纲坦承，天津茱莉亚是他们决定回国的“定心丸”，而疫情是他们加速回国的“催化剂”。
Right time、Right place、Right school，萨瓦拉斯一口气说了三个Right，形容他们移居天津的动力，这三个词也恰好应和了中国的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“这是一趟冒险之旅，但如果不冒险，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？我们有足够的信心，愿意来冒险。”
虽然义无反顾，但要从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，对每一位演奏家来说，都不轻松。
四人都辞去了美国大学的教职。李伟纲打响第一枪，女儿随之回国，转到上海的国际学校；李宏刚的一双儿女在美国读大学，只能和父母隔海相望；于翔取消了在美国的所有独奏音乐会，钢琴家太太也放弃了大学工作，随他来到天津。
最难的还是拖家带口的萨瓦拉斯，最大的孩子12岁，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。
“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说服自己，又花了几个月时间说服太太。”萨瓦拉斯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客，2000年加入上海四重奏后，他来过中国不下百次，而太太和三个孩子却是首次踏足。举家搬来天津后，他们要学着移动支付、网上购物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。
语言成了最大的屏障。隔离期间，孩子们想吃披萨，萨瓦拉斯不会叫外卖，于翔主动承担重任，每天准点叫好送到门口，孩子们于是给这位神秘叔叔送上“披萨英雄”的外号。双十一期间，萨瓦拉斯入乡随俗，也开始淘宝，但中文让他抓狂，也是于翔手把手教他怎么买东西最划算。
“在纽约，你要不会说英语，大家会像看动物一样看你，但在中国不一样，很多人愿意帮你，非常慷慨！”右腕上绑着女儿送的一根“中国风”的红绳，萨瓦拉斯频频感叹着中国人的热情好客，让他如沐春风。
孩子们渐渐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方式，也开始欣赏中国文化，学说中文，学写汉字——在天津的国际学校，他们每周至少要上三次中文课。明年夏天，萨瓦拉斯也打算重新捡起中文，虽然很难，但他坚信，“中文未来会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。”

李宏刚给天津茱莉亚的学生上课

萨瓦拉斯给天津茱莉亚的学生上课

信心满途
“在天津茱莉亚这些学生身上，我好像看到了十几年前的自己，如饥似渴，非常渴望接受到高层次的室内乐教育。”33岁的于翔从小就热衷于参加各种室内乐活动，然而那时候中国的音乐学院还没有室内乐专业，只有选修课。
对此，比于翔年长24岁的李伟纲感触更深。他还记得，1983年刚成立上海四重奏时，国内的室内乐氛围几乎为零，他们都是“草根式”地摸索，走过一些弯路，如今再教下一代，当然希望他们少走弯路，“因为你都知道，此路不通，什么该尝试，什么不该尝试。”
室内乐表演是天津茱莉亚研究生部的三个王牌专业之一。将天津茱莉亚打造成中国室内乐的前沿阵地，把宝贵的经验传给下一代，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走得更远，成了上海四重奏的共识和使命。
“国内室内乐的发展正在蓬勃的上升期，发展势头之快，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。”于翔坦承，这让他们的归国之旅，信心满格。
对于中国室内乐发展的变化，李伟纲有着更直接的感受。早年他们只能落脚北京上海，现在却可以深入二三线城市，以前在二三线城市只能演奏耳熟能详的曲目，如今却可以加入冷门的现代作品，甚至可以连续六场演出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。
“这是很深奥的作品，是一个飞跃！”回忆起来，李伟纲仍然很激动，“观众素质一场比一场好，反应好极了，瞬间觉得中国太有希望了。”
李伟纲深刻地感觉到，中国室内乐的气候慢慢成熟，转折点和爆发期近在眼前。
不过，李宏刚认为，一个良好的室内乐发展环境，应该是金字塔形的结构——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室内乐组合，还要有大量的室内乐学生，以及广大的室内乐爱好者。
“中国应该涌现更多的职业四重奏，起码20个！”李伟纲说。
“从无到有的过程，美国也经历过。”李伟刚记得，1985年他们刚到美国时，世界一流的四重奏只有四五个，经过三十多年的厚积薄发，美国能叫出名字的四重奏已达两百多组。
四重奏并不需要大量资金来周转，“四个人、四把琴、四条弓子、四把椅子、四个谱台就可以干活了，而且曲目丰富得不得了。”李伟纲笑说，四重奏曲目的丰富程度，完全可以跟交响乐抗衡，就像贝多芬，写了9部交响曲，却有16首四重奏，每一首都是经典。这些都为中国室内乐的爆发提供了空间。
在老师们的影响和带动下，天津茱莉亚的学生们三三两两，已经组了好几个重奏组。在天津茱莉亚首支全额奖学金弦乐四重奏——MILA四重奏身上，上海四重奏看到了希望。
四位学生每天排练至少7个小时，有时甚至会排练到晚上11点，“态度好极了，非常认真！”李宏刚常常被学生渴望学习的精神、赤诚的态度打动，也常常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进步开心，有时甚至会忍不住湿眼眶。
于翔同样惊讶于MILA四重奏的成长速度，“父母天天看孩子，对胖了或瘦了不会那么敏感。但即便每周都要听他们演奏，他们每一次进步的幅度，还是会让你瞠目结舌。”
学了室内乐，将来也不一定都要从事室内乐。在李伟纲看来，室内乐最能锻炼人的合作思维、合奏能力，而中国现有的70多支交响乐团，都是学生们未来就业的广阔腹地。
从讲台到舞台，上海四重奏都有着明星般的号召力。他们一方面深耕教学，另一方面步履不停，仍会继续演出事业，教学和演出两不误。
12月31日，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，他们将以驻团艺术家的身份，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上海新年音乐会，每一位成员还会献上独奏曲目。从驻团的方式到演出的形式，这都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。
首次签约国内经纪公司，明年6月，他们还将开启新一轮的中国巡演。“巡演不会局限于寒暑假，我们会在教学间隙，见缝插针地演出。”李伟纲期待着，疫情过去后，他们也可以从中国走向全世界巡演。

上海四重奏